梁育志奸杀马国女大生逃死 钟母千字文发声：无法认同也无法接受

男子梁育志性侵勒杀马来西亚钟姓女大生三度判死，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今更二审改判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（资料照，本报合成）

性侵勒杀马来西亚钟姓女大生凶嫌梁育志三度判死，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今更二审改判无期徒刑，钟母今表示无法认同也无法接受，希望社会正视重大性侵杀人案件量刑标准，法院面对高度再犯风险与教化困难的专业鉴定时应更审慎评估，这不只是她个人的悲痛，而是制度必须正视的问题。

钟女母亲表示，更二审判决呈现价值判断已经超出单一家庭所能承受范围，攸关整个社会如何看待重大性侵杀人案件，以及司法制度如何回应极端暴力，她认为法院判决理由中，明确认定梁男事先选定偏僻地点、长时间观察女学生夜间行径、携带已打好「上吊结」麻绳作为犯案工具，并在前一次性侵未遂后，并未停止行为，反而升高犯罪强度，再度锁定落单女学生下手；同时也认定，梁男以极端残忍方式剥夺女儿生命，并于女儿濒死状态下施以性侵，造成女儿及家人「既深且巨之痛苦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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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凯旋医院与嘉南疗养院的专业评估均指出被告具有高度再犯风险，显示梁男人格结构与行为模式并非短期可矫正，属于教化困难对象，法院在明知上述专业鉴定结果情况下，仍以「长期监禁、辅以治疗与教化，当可改善更生」作为量处无期徒刑、排除最严厉刑责的重要依据，这不免令人质疑：当专业医疗与矫治机构已明确指出再犯风险高、教化成效有限，司法却仍以「可期待教化」作为理由，是否已将希望凌驾于风险评估之上？又是否因此，将社会安全与潜在被害者的风险，置于过于乐观的假设之中？

尤其梁男已发生一次性侵未遂、却未能阻止梁男升高暴力、最终夺命的情况下，这样的再犯风险评估，本应被视为量刑时的重要警讯，而非被轻描淡写地纳入「仍可期待更生」结论之中；然而在已具体认定上述高度准备行为、反复升高暴力，以及专业鉴定所示高度再犯风险的情况下，法院却仍以「尚难认定事前预谋杀人」、「非情节最重大之罪」为由，排除死刑的适用。这不禁令人质疑：当一个人带著打好上吊结麻绳，长时间埋伏、观察女学生，且经专业评估显示难以教化、再犯风险高，这样的行为与人格危险性，究竟还欠缺哪些要素，才会被司法认定为最严重的犯罪？

她请社会一起思考的是：当一个人携带明确具致命风险的工具、选定犯罪地点、反复锁定特定对象，并在被害人反抗时选择痛下杀手，且经专业评估显示再犯风险偏高、教化困难，这样的行为，是否真的仍不足以被视为「情节最重大」？如果连这样的案件，都被认为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，那么，法律对于保护社会、预防再犯所要传达的界线，究竟在哪里？

她并非要求司法迎合情绪，也不是否认梁男依法受审权利，她所质疑的是现行制度在量刑判断上，是否一方面承认犯罪行为的极端残忍与高度风险，另一方面却在面对专业鉴定指出再犯可能性时，仍过度依赖抽象的教化期待，而未能将社会安全与潜在被害者的保护，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。对于被害者家属而言，这样的判决不只是法律结果，而是一个讯号—仿佛在告诉大家，即使付出一条生命，即使过程如此残酷，即使专业评估已示警再犯风险，只要仍被认定「尚可教化」，仍可能被视为制度所能承受的代价。

她希望社会正视在重大性侵杀人案件中，现行量刑标准是否已经出现落差？法院在面对高度再犯风险与教化困难的专业鉴定时，是否需要更审慎、更具体地说明，为何仍选择相信教化而非防范？被害者与家属的痛苦与社会安全，是否真的在量刑中被实质地看见与回应？她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位母亲，必须在判决书中，一边读著对犯罪残忍的详尽描述，一边却被告知，这样的案件仍不足以被视为最严重。

梁育志奸杀马国女大生逃死。（记者陈文婵摄）